杜芳慈：汽车法制化难度依旧

　　2014年，关于汽车业政策环境的思考多了，声音响了，讨论热了。在新一届政府“依法治国”的执政思想下，关于“汽车产业政策去或留”，“汽车业法制路如何走”的主题，频繁出现在各种论坛中。

　　然而，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杜芳慈看来，汽车法制化没什么好讨论的。从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到机械工业部汽车司，再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，杜芳慈不仅是汽车业政策环境变化的亲历者，更参与制定了1994年版《汽车工业产业政策》。毫无疑问，在政策的问题上，他很有发言权。

　　“1994版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，最大的功劳就是第三十二条中对中外合资规定了股比红线。50对50的限制，保证了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过程中，没有沦为国外厂商的组装厂。”谈到他参与制定的这版产业政策，这是不多的正面评价。他认为，其他方面，产业政策的作用非常有限，绝大多数都落不了地。“比如建成两三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，都过了20年了，我看希望越来越渺茫。”他说。

　　产业政策的问题，不仅在于这些承载着相关部门对汽车业美好愿景的口号式条款，更在于层层审批和准入制度对市场活力的限制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位曾经的政策参与制定者，对产业政策的留存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态度。“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国有汽车企业的成立是由国务院批准、发改委立项、国家出钱。在那个背景下，审批制度有其合理性，但现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，很多事已经没有必要。”

　　对工科出身，长期研究并至今仍在关注政策的杜芳慈而言，仅有态度显然是不够的。“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如何从产业政策管理转向法制化管理，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讨论了。产业政策的弊端在哪，又该如何解决，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显而易见，关键是政府要做两件事，放权和收权。放权是取消不利于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审批、准入，在相关环节做好立法和执法；收权则是改变现在在产品管理上的多头管理和重复管理，将权力集中。”

　　虽然早已从政府部门退休，和众多老一辈汽车人一样，70岁的杜芳慈还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今年，对于各种论坛和研讨会，杜芳慈参加了很多，收获却并不大。和以往相比，大家对汽车法制化的关注有了明显提升，汽车业轰轰烈烈的反垄断和反腐败行动，更是有关部门在执法环节实实在在的动作。但杜芳慈觉得，这还远远不够。

　　“今年汽车法制化的提法看似很新，但实质的东西很多年前就一直再谈。无论是授权还是放权，都是打破既有的部门利益，还需要对现有部门进行机构调整，这不是一般的难度。今年的汽车反垄断算是开了个头，但从根本上来说，政策环境并没有什么变化。”

　　记者感言：汽车业轰轰烈烈的反垄断和反腐败行动，是有关部门在执法环节实实在在的动作。然而，从汽车产业政策导向到实现法制化管理，汽车业要走的路还很长。